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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而不伤 平淡中和——山田洋次的《弟弟》  

2010-10-24 13:36: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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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

在这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以“弟弟”、“姐姐”这类称呼为一个人确定身份的方式显得复古而逆流。在现在这个世界中,有些人是当官的,有些人是种地的,有些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人是商人,可有谁一眼看去便是个做“弟弟”的吗?电影的标题似乎暗示了导演山田洋次企图摒弃现代人的职业身份,重新以传统血缘亲情的纽带为一个人的存在确定位置。于是,电影的主人公“弟弟”铁郎也不再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亲情伦理关系中的一个身份,他是日本乃至东亚人伦关系中随处可见的某一类人。

哀而不伤 平淡中和——山田洋次的《弟弟》 - 加书亚 - 卢米埃尔工厂
 

这类人在家庭中由于长期受到姐姐、哥哥的庇护,人格发展缺少独立性和责任感,也由于受到后者光环的笼罩,他们从小就没有什么成就感。他们在众人眼中往往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是缺乏了一定的约束就可能酿成灾难的一类人。这种身份与情感上的不独立也是他们生活悲剧的源头之一,他们终其一生都试图逃离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选择漂泊异乡,“生活在别处”,性格的软弱最终使他们沦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但他们并非没有美德:生性善良,对自己意志的薄弱和生活的悲剧充满调侃的幽默,试图逃离家庭却又对家人充满真挚的情意。自暴自弃的生活并未使他们的良知泯灭。

电影中的“弟弟”铁郎便是这类人的典型。由于父母早亡,弟弟是在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小时候在学校偷了东西便是由姐姐去道歉和领回,成年后想当一名大众戏剧的演员,实际却只能以卖烤章鱼为生。赌博、酗酒,大闹侄女的婚礼,欠下巨额债务,劣迹斑斑,“弟弟”这一生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仅是为姐姐的女儿取了“小春”这个被后者视为“土得掉渣”的名字。只有在死亡的时候,弟弟才与自己的生活,才与他一生都对不住的姐姐取得了谅解。

姐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姐姐与弟弟的之间更有可能接近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那类由于遭到不幸而残缺的家庭中尤为可能。在东亚的人伦氛围中,姐姐在母亲去世后承担起她的责任,给予弟弟母爱般的温暖,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情感上的必然。

这部电影是关于弟弟铁郎的,也是关于姐姐吟子的。从电影的叙事来说,离开了姐姐的视角,“弟弟”这一称谓代表的含义便不成立。姐姐的家庭和生活是电影表现的主要对象,弟弟因阶段性地参与到她的生活中来而被观众所认知。在这种参与中,姐弟之间的爱、依恋、牵挂、气愤与最终的和解便构成了电影的主要情感。电影中最让人感动的因素无疑是姐姐对弟弟之间那种完全违背现代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充满无私和奉献的母亲般的爱。在姐姐的眼中,弟弟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姐姐也是对弟弟的缺陷和无奈体认最深的人。所以,当弟弟屡次醉酒,搅了丈夫的葬礼后又大闹女儿的婚礼,姐姐的不悦并无她对弟弟的同情来得深厚。当闻之弟弟有了“女友”之后,姐姐那份期盼弟弟终于能够组建自己家庭的殷切与一个母亲对儿子是一样的。弟弟的自暴自弃与不负责任最终使他骗了“女友”的钱,并挥霍一空,姐姐举其全部财力为弟弟偿还债务的高尚举动让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亲情伦理关系淡薄社会的现代人感到汗颜。当弟弟最后数病缠身,垂死病榻之际,唯一能够不计前嫌,赶来陪伴的仍旧只是这位永远放不下他的姐姐。

哀而不伤 平淡中和——山田洋次的《弟弟》 - 加书亚 - 卢米埃尔工厂
 

弟弟的一生是个悲剧,姐姐却是一个更为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剧不是因为自身的缺陷或者命运遭际,而是因为爱。导演山田洋次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带着悲剧性,但因为有爱而充满德性的人生。唯有当生活经历了不幸,却仍能够禀有爱与牺牲,幸福才成为可能。

死亡

山田洋次借电影中弟弟的死,问了世人一个问题:人在死亡的时候还能够有尊严吗?特别是像弟弟这样一个一生一无是处的人死的时候。对于越来越缺乏宗教关怀的现代人来说,死亡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一个人无论在生前多么成功、多么显赫、多么骄傲,当他垂死病榻之时,当所有的成就变得无足挂齿,他的内心还能感到生命的尊严吗?在不以来世或者天堂为寄托的现代文化中,死亡被视为终极的否定,永恒的虚无,那么,在死亡面前,人们只能采取完全的被动吗?

电影中的“绿屋”正是人们为了对死亡采取主动防卫姿态而建立起来的NGO组织。“防卫”的意思并不是说尽量避免不死,而是主动选择死亡的方式,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生命的尊严。与宗教不同的是,这种组织的理念不是以来世为前提的,它不再单纯地把死亡视为生命的否定,而是像古代的智者那样把它看作生命的自然过程。在这样的理念中,死亡并不一定和恐惧联系起来,它可以像落叶的凋零和花朵的枯萎一样,“被视为”没有情感色彩的自然现象。“绿屋”所能帮助的便是让垂死的人获得最佳的心理和情感安慰,感觉就和正常人一样,而不是一个即将被否定的对象。

在商业电影纷纷将人的死亡表现得肤浅化、娱乐化的今天,《弟弟》中铁郎的死堪称当代电影中最写实,因而情感体验也最真实的死亡场景之一。山田洋次迫使观众见证了一次最严肃的死亡过程,但观众的情感不是害怕,甚至触景生情的悲伤也受到了很好的节制。无论“绿屋”这样的NGO是否真实存在,导演显然很认同于它的理念。弟弟这样一个一生为人诟病,饱受颠沛流离生活之苦,最终一无所成的人,最后正是在这个组织的照料和姐姐的陪护下,在死亡面前获得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尊严。

山田洋次

看《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绢》这些山田洋次七、八十年代作品时,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他是日本的弗兰克·卡普兰。那些电影里的人物在道德上是那么的纯洁、质朴,就像卡普兰的“史密斯先生”,尽管他们缺乏一点后者的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这些人物的身上的品质正是山田洋次在日本传统生活中发现,并希望它们保留下来的东西。就像对卡普兰来说,单纯的道德信念、理想主义情怀和必要的激情是使美国梦得以延续下去的动力一样。在日本众多的电影大师中,将日本俗世生活的市井气息表现得最浓的,恐怕还属山田洋次。小津的日本是理想化的,他的人物优雅脱俗,他电影中的世界是他沉静肃穆人生观下的产物;黑泽明则以带着西方理性主义的目光审视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以艺术成就,山田赶不上这两位,但日本人赠了他一个让人更感亲近的称呼——“日本人心灵的代言人”。

哀而不伤 平淡中和——山田洋次的《弟弟》 - 加书亚 - 卢米埃尔工厂
 

拍摄《弟弟》时,山田洋次已年近八旬,这是一部晚年的回归之作。《弟弟》中的人物在道德和情感上,都如他早年电影里的人物那般单纯、质朴,而弟弟这一角色,又像极了《男人之苦》系列中的寅次郎。只不过,山田在《弟弟》中同时也表达了一位老人对于生活本身、它的不幸和幸福、以及它的终点死亡的思考。于是,《弟弟》在情感上已不一味地讴歌对生活的热情,它也带着一位老人世界观下的沉静肃穆。弟弟的死无法不使人感伤,老人的智慧却没有让感伤失控,两相调和之下,电影的情感最终给人淡泊、平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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